在暖和的初春，一位紳士出現在麻省鱈魚角一間房子的門口，要找夏季租住的房子。他可能只是個有意租屋的普通人，但也可能是一名正在進行深入實驗研究的經濟學家，意圖了解租賃市場的搜尋流程。又或者，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同時做這兩件事，該一石二鳥行動為他數十年後在 2010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研究奠定基礎。
彼得·戴蒙德
2010 年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
最适度徵税：具影响力的研究
最适度徵税：具影响力的研究
他的研究贡献良多并且远远超越经济学。戴蒙德跟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占士·莫理斯（James Mirrlees）一起進行的最適度徵稅研究，將公共經濟學領域現代化。在政策制定方面，他對退休金進行的研究協助了改革美國制度，此外亦為波蘭由零開始設計退休金體系。
经济市场务实方针
将经济学和政治併合的重要性
将经济学和政治併合的重要性
戴蒙德在他滿室陽光的麻省理工學院辦公室說：「對我來說，政策和基本研究有很強的關聯性。」麻省理工學是他的母校，自 1966 起亦是他的僱主。「當時我從基本研究找資料進行政策分析，然後利用政策分析來識別具有真正有趣答案的問題。研究不單止關乎解答一條問題，而是解答多條真正有意思和有用的問題。」
戴蒙德对社会经济流程了解的方法，将他跟其他理论派经济学家区分出来。思考问题后，戴蒙德会得出多个可用於订定问题和找出解决方法的构思。然而他并不会就此停下来，皆因问题的实际相关性继续推动他。难怪戴蒙德的麻省理工学院前同事兼朋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艾力克?马斯金（Eric Maskin）稱他為「應用為本理論家」。
当我研究一项新的理论，第一步往往是找一个希望探讨的具体例子。然后我会寻找一个有机会变得更普遍、可更广泛应用的思考方法。
人生挑战：退休金体系
修读法律扩大目光
修读法律扩大目光
經濟模型只是協助找出解決方法的工具，理論模式本身不是解決方法，亦沒有實際應用性。他對學術界當中普遍看法之愖h。他指「專業內有太多人只是照樣接受模式而不思考『我從中學會甚麼？對我思考各樣事物有何影響？ 』」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主任兼同事占士·波特巴（James Poterba）說戴蒙德部分最有趣的研究是從他的教學蛻變而來。他不單止希望掌握問題的精髓，還希望鑽研到問題核心並作為局內人思考。例如，他好奇法律和規管對經濟問題有何影響，於是報讀了哈佛法學院的課程。他跟其他學生一樣上課和考試。這種深入方針讓他能從律師的角度思考研究問題。
创立可持续退休金体系时，甚麼是至关重要？
创立可持续退休金体系时，甚麼是至关重要？
陪同戴蒙德参加学生教员午餐週会，可看出戴蒙德在某程度上认為研究是集体活动。学生和教员不拘礼节聚首一堂，一边用膳一边讨论研究。然而，他会迴避提供建议。
当学生着手写论文或探究问题向我提问意见时，我的开场白往往是「我是不提供建议的」。我不提供建议，因為突破是属於年轻人的。
退休金体系如何包括年轻人和自僱人士?
戴蒙德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如何创立适用於各世代的退休金体系。在 1972 年，他被要求協助改革美國社會保障制度，當時國會認為美國快將破產，而過去的改革有嚴重錯誤。
戴蒙德解释说：「推行退休金体系的困难之一是经济的经验多元化。针对所有问题的制度要顾及贫穷，也要顾及高危劳工和家庭。」
他强调必须為所有人设计一套制度，但制度往往同时面对不同的风险。
谁人会知道预期寿命会如何增长、劳动力如何增长、工资如何追及或上升得快过通胀?
甚麼构成良好的退休金体系?
将理论付诸实践
将理论付诸实践
學者的生活方式通常像遊牧民族，可能會因為工作而到很遠的異國地方去。戴蒙德和妻子 Kate Myrick 在奈洛比、特拉維夫和劍橋度過學術休假時，就體驗了學者那種旅遊慾。自那時起他們選擇定居於波士頓，現在以此為家。他說：「家是我想回去放鬆和聯繫的地方，不單止跟家人聯繫，更讓我與我對世界的觀感聯繫，因為我可以退一步思考事物。」
跟家和家人的密切联繫有助戴蒙德在学术和政策制定方面突出其表现，并给他机会对自己的社区作出贡献。他跟妻子均在居住地的立法机构当选。身為公共财政经济学者，戴蒙德对公共财政有良好的基本认识，曾成功推行运动提高税收以满足所居小镇的预算案款项。
到竞选连任时，他选择以非传统信息吸引所属小选区的投票人。他说：「我参选时妻子已当选，我向投票人说，如果他们关心家庭价值观便应该投我一票，因為这意味着我会跟妻子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家庭价值观。」
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只是半开玩笑，反映他不因才华洋溢而自视过高。
為何各国必须找到更好的经济增长方式？
聽聽米高·斯彭斯（Michael Spence）的想法，了解各國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時產生長期積極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