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害的聪明解决方案

罗默说:「我不认為全球暖化是那麼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变差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尝试去把问题解决。我们要做的是创造解决问题的鼓励措施。当市场创造出各种聪明智而巧妙的方案,在无需产生碳排放和其他温室气体等副作用底下,亦能产生和分配能源时,所有人定会讚嘆不已。」

他指出近代史上的 1970 年代,美國開始生產並排放一種破壞臭氧層的特殊化學品氟氯化碳。當時需要全球性規模的大型方案,來修補此損害並保護臭氧層。1980 年代,列根政府鼓勵禁止生產氟氯化碳,然後與世界各國談判條約加入禁令。

一旦停止了有损害的做法,人们就会找到非常聪明而毫不损害环境的方法来赚取利润。
- 保罗·罗默

全球领袖和无数经济政策正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但这些努力是否足够?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探讨经济学可扮演的角色、在全球化的影响,以及有益或有损的体系中,如何能為我们取得真实进展。

201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憑藉把科技創新融入長期宏觀經濟分析的論文和模型而獲獎。許多人認為這是諾貝爾獎委員會的重大舉措:他們把自然與知識融為一體,不單細看氣候變化的研究,還包括氣候變化如何影響經濟以及這些知識的重要性。當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兩位,其中一位是保罗·罗默(Paul Romer)。與他同輩的經濟學家一致認同,經濟學可能是其中一種解決氣候變化最重要的工具。

罗默说:「在禁令生效前,生产这些化学品的业界龙头曾说过:『经济会无法生存。我们的生计会受威胁。』这都是胡说八道。几乎没有人留意我们為氟氯化碳寻找替代品所作的微少改变。我认為很多这种说法『应对气候变化会很困难』都是来自靠伤害他人而赚钱的人。一旦停止了有害的做法,人们就会找到非常聪明而毫不损害环境的方法来赚取利润。

环境模型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表示,經濟學家有許多可以使用的思考角度和工具來應對氣候變化。把环境模型進一步整合到整體經濟框架中是個強而有力的開始,但肯定不是終點。

斯蒂格利茨說:「長久以來,人們一直致力於結合各種經濟模型和环境模型。但經濟學家一直忘記了一件事,就是我們必須生活在地球的範圍之內。這是一種限制。我們談論預算限制,各種其他類型的限制,但生活在地球範圍內的限制,是要達到能源平衡,我們的確沒有為此限制給予充份的關注。经济学家对讲解我们愿意承担多少风险的问题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经济学家对讲解我们愿意承担多少风险的问题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指出,儘管我们不知道温室气体浓度最终会产生的全部影响,但我们有足够的知识理解到后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意识到这种风险的严重性,正是我们争辩其迫切性的论据之一。经济学可以為解答一些难题而提供一个框架,如甚麼是实现我们目标的最佳方式,或我们是否使用监管、价格或公共投资。

斯蒂格利茨:「我们需要拥有数量繁多的手段和工具,除了依赖价格或监管干预,公共投资将绝对至关重要。」

经济学的关键角色

對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二位女性,在 2019 年獲得此殊榮的艾丝特·杜芙若 (Esther Duflo) 來說,重要的不是經濟學是否有助解決此問題,而是如何解決。杜芙若和其共同得主憑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方法而獲獎,這些實驗主要使用隨機對照試驗。願意實驗和重複嘗試一直是杜佛洛成功的關鍵,在這領域也可能至關重要。

没有经济学,我们无法成功。除非我们找到改变人们行為的方法,否则不会有任何进展;经济学某程度上是关於人类如何应对一系列的鼓励措施和所身处的社会环境。」

杜芙若说,这并非如经济学者之前想的那麼简单,并非為碳定价、令碳价上涨便可使人们减少消耗。她说能源消耗量就如我们生活上许多事情一样,都是一种习惯。

杜芙若说:「这涉及了产业组织、行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这些都需要专注於如何令人们改变习惯。我们知道必须採取行动,碳排放必须减少。」

我认為经济学一定要帮助对抗气候变化。没有经济学,我们无法成功。
- 艾丝特·杜芙若

全球问责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高·斯彭斯(Michael Spence)是經濟增長和可持續增長方面的專家。他表示,在如何評估和衡量環境活動和變化方面,人們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斯彭斯還認為科技在過渡期間,可以在減低負面影響方面發揮著關鍵的作用。

斯彭斯说:「人们会问:『那麼,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我们会降低经济表现吗?』是的,在这方面会有分歧。经济表现可能会降低,也可能不会。但整个行动的重点并非短期表现,而是不要在未来发生毁灭性的崩溃。因此,我认為现时评估经济表现的方式,导致我们更难应对这些长期的挑战。

转向更绿色的能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根据斯彭斯所说,我们着眼的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过渡期。在这段时间中,能源效率会提高,化石燃料的佔比会下降,尤其是在发电方面但不仅於此。所以,我们需要计划和科技。

斯彭斯说:「我们需要改进化石燃料领域的明智计划。政治导致我们投资严重不足於制定一个平衡方案去令世界经济绿色化,同时又逐步淘汰化石燃料。随着时间变化,我们需要平衡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时评估经济表现的方式,导致我们更难应对这些长期挑战。
- 米高·斯彭斯(Michael Spence)

他补充,為了实行有效的改变,以排放量衡量的主要参与者之间必须达成某种协议。

他說:「他們包括中國、印度、歐洲、英國、北美、墨西哥和日本。如果你把他們的碳排放量加起來,即使不是全部也是佔了一大部份。他們佔了 70% 的碳排放量。 問題的核心就是美國、中國及歐洲之間理智地互相理解,擴展抱負。」

乐观的前景

很多经济学家在他们所有的科学观点、理论框架及经济理论以内,仍然留有非常人性化且能够理解的情感:希望。

罗默说:「现时我们有很多悲观的理由,但也有乐观的理由。乐观的理由是各种的可能性;是鉴於世界的物理运作,还有我们可以生产及使用这些物品。科技物理带来的机遇非常庞大。但我们现正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利用这些可能性。只要我们作出艰难而正确的决定,从而解决问题,那麼这些机会将如同人类歷史上一样精彩。我们将继续进步。生活水平会改善。我们将过上更富足、更充实的生活。」

斯蒂格利茨也认同这点。

他說:「隨著我們更著眼於氣候變化,可再生能源的價格已經下降,人們正在改變生活和飲食方式,所以事實上,我們有能力在 2050 年實現碳中和及將暖化限於 1.5 度的目標,可能比想像中容易,更可能成為人們真正爆發創造力的基礎,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