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和氣候變化如何影響經濟增長？

从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以至疫苗分配不平等和气候变化同时发生，去年经济面对的情况十分复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审视是什麼减缓了增长，但同时也研究了推动我们前进的原因。

經濟增長很容易界定，但要量度並不簡單。本質上就是經濟商品與服務生產及消費的數量及／或質素的提高，通常歸類為資本、勞動力、土地和創業精神。不過，一個經濟體的國內生產值、通脹、家庭收入和生產力等等均需考慮。經濟會被氣候變化、金融危機或疫情影響，而新冠疫情絕對令經濟和經濟學家措手不及。疫情下的經濟增長會怎樣？是否所有增長都受阻？

疫苗分配

当新冠疫情从个别地区病毒肆虐演变成全球疫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高·斯彭斯（Michael Spence）觀察了不同國家及其經濟在不同階段和病毒變種下的起落。雖然全球經濟結構肯定受影響，但疫苗的出現改變了格局。斯彭斯表示：「已發展國家及一些新興經濟體得到疫苗，故得以迅速復蘇。各行各業開始復業，雖然不是回到先前的常態，但跟疫情經濟本身相比已經較為接近。其後，我認為只是數件事件拖慢了復蘇過程。病毒方面，新變種病毒的出現使疫情相關政策要再次實施，因而拖慢復蘇過程。有鑑於此，有能力負擔疫苗的國家推出非常高效的疫苗接種計劃，但無能力的國家的疫苗接種計劃則非常低效，對增長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這不單止拖慢該些國家復蘇，還令它們孤立無援，我們造成的情況令更多變種病毒可能會捲土重來。

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不是处於復苏模式，而是障碍和不利因素多过我们原本预期。

米高·斯彭斯

全球气候变化

随着天气暖化，气候本身為世界舞台增添忧虑。旱灾、水灾和山林大火全部同时发生。斯彭斯表示：「各类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次数非常之多。如果你看看发生的地点，便会发现这些事件发生得很频密，事态很严重，而且分佈全球牵连甚广。德国、中国，任选一国亦然。」据斯彭斯表示，疫情深深影响全球供应链，极端气候变化只有使问题恶化。他继续说：「我们面对产出短缺、价格上升、积压，实际上，每项林林总总的商品指标都反映问题的存在，所以很明显是拖慢了经济的復苏进程。另外亦至少引发了围绕通胀的讨论，如果中央银行不得不作出回应，还会进一步拖慢经济復苏。基本上，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使供应链不受影响。这并不表示我们并非处於復苏模式，而是障碍和不利因素多过我们原本预期。」

重大革变正在进行

虽然供应链受压、积压情况出现和復苏阶段不均，但斯彭斯亦注意到全球经济体引入新科技，以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採用现有科技。整个业界加速新发展，有些是基於必要。不管相关因由是甚麼，斯彭斯认為值得庆祝的理由多过忧虑。具体而言，理由有叁个。

从微观角度看高增长界别的世界，与用宏观角度高空鸟瞰稍有不同。

米高·斯彭斯

他說：「至少有三項重大革变正在进行。其一是數碼革變。這並非新事，亦跟疫情無關。其二是能源過渡和應對氣候變化。其三較少談及，就是醫療保健和生物醫學科學革命。這些全都有非常強大的力量推動。」

斯彭斯继续说：「疫情加速了数码传输，基於明显理由，我们要使本身的经济体保持过往的运作程度，所以我们必须使用。如我们走运而且处理得宜，这可推动大幅经济增长。即是我们协助人们面对技能过渡，我们就能够使经济运作炽热，不缺需求。我曾说我们可能有真正的生产力繁荣以逆转经济下行趋向，这个情况将是全球性的，即使繁荣步伐可能并非到处相同。」

斯彭斯表示：「能源過渡會很艱巨。我認為我們已取得進展，並有頗多承諾，但並不表示容易令到主要市場參與者同心參與。不過，在過渡期內有些板塊會出現高增長。解決方案的需求龐大。同樣情況會出現在醫療保健。擴大覆蓋範圍、遠程醫療、遙距診斷，這方面由生物醫學科學本身強力帶動。从微观角度看高增长界别的世界，与用宏观角度高空鸟瞰稍有不同。」

现在我们体会到货币政策在加剧不平等和增加财富方面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央银行不能完全无视其政策对不平等造成的影响。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不平等的角色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認為，阻礙經濟增長的最逼切問題跟國內生產總值或失業率無關。他認為不平等是阻礙增長的核心問題。

斯蒂格利茨表示：「不平等成為讨论议题是因為不平等一直增加，而且到达前所未有的程度。各种的不平等，如不平等收入和不均程度更高的财富不平等。健康状况、获取医药的权利及机会不平等。没有单一的灵丹妙药可以消除出现至今持续了接近半个世纪的不平等问题，但有多项政策会令情况非常不同。」

斯蒂格利茨繼續說：「我思考這問題時將政策分為兩類: (1) 減少市場收入不平等的政策以及 (2) 在接受消除市場收入不平等之同時，提高個人消費質素的政策。」必須確保提高稟賦平等、還有公共教育和良好的遺產稅，以免出現世襲金權政治。提高市場收入質素的另一部分是制定法例賦與工人更多權力，以限制壟斷權力。種種問題都跟競爭政策和企業管治法律等等有關。最後是如何確保大部分人口得到保障。這關乎累進所得稅及開支計劃的各種政策，使人人享有醫療保健、教育、退休保障和舒適居住環境。」

斯蒂格利茨表示：「平等的确牵涉各方面的政策。不平等已成為我们社会的主要问题，我们要研究政策如何影响不平等，使重心移向中央政策。以往，各国中央银行没有人会谈论不平等。但是，如今我们意识到货币政策在加剧不平等和财富方面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各国中央银行不能完全无视其政策对不平等造成的影响。」

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全球化问题有同感。虽然全球化整体被视為成功，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但疫情的全球性质正好提醒我们不同的经济体如何息息相关。

斯彭斯说：「不断发展的多边主义与开放全球经济密不可分，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绝对重要。现时世界有非常大部分的人口居於中等收入国家。他们会继续走向成功和增长，但有一些国家起步较迟。部分国家面对管治挑战，部分面对人口结构挑战。若整体来看，它们各自有本身的挑战。但全球经济弄得一团糟，它们难以进入，世界就真的会出现多种发展速度。这是你不想见到的发展差异模式。」

斯彭斯说：「良好的多边主义产出全球公用品，并在问题出现时加以解决。疫情、气候变化，还会有其他问题，所以你需要一些机构拥有往绩显示它们有能力处理这些事。我认為第一步是重组这些机构及重新依重它们。我不是指要回復过去一模一样。现时全球经济重心已转移到亚洲，我们不能再用以前方法行事。所以这是较复杂的，但必定要做到这重要的事情。」